相信大家都看過這一種電視訪問，有某名人/明星，最近因為家庭重大變故，例如婚變、破產、有人死亡等等。（高手）主持人好像很同情、理解、客觀的樣子，幽幽地問她事件的經過，明星說著，說著，突然間情緒忍受不住，哭了出來淚流滿面，然後抹著淚說對不起。其實，沒有什麼對不起，她衹是跌落了主持人的陷阱。抱頭痛哭，就是那電視節目最想達到的效果，控制室內的監製正在擊掌大笑。不哭，才是對電視節目對不起。
這種電視訪問節目，廣義來說。可算是新聞或紀錄片。紀錄片製作人，是否只站在上帝的視角冷眼旁觀，還是像法庭上的律師，問題與證據的鋪排，旨在誘導證人進入他預設的圈套。
「有片有真相」，紀錄片的真實、客觀程度，其實並不是大眾捧得那麼高，要有一定的媒介訓練水平，才可能看得出內裏的端倪。
在「返送中」運動的年代，有一套烏克蘭（顏色）革命的紀錄片 《WINTER OF FIRE》 很受熱捧。我看過了，承認它的製作水平相當高，很有戲劇性，剪接和配樂相當有感染力，亦即是煽動性。但其實還有另一套說同一件事的紀錄片，是 OLIVER STONE 的 《UKRAINE ON FIRE》（YOUTUBE 上面有免費版本），是傳統的人物訪問，加新聞資料片段，相當多歷史資料，相當沉悶，但他卻展示了相反方向的視點。那一段片較有真相，大家去自讀吧。其實，當年衹是基輔起火，不幸被OLIVER STONE 言中，今天是整個烏克蘭已埋在火海中。
張婉婷導演（加上她的最佳拍檔羅啟銳），是香港較少有的電影製作人。作品水準高，有一點另類，但仍然有相當商業成就。她拍商業紀錄片，在我有限的記憶中，是香港電影史中極為罕有。因為製作時間極長，票房差，這類產品在全球電影業中也是鳳毛麟角。較近期的有英國的 《UP》，記錄十男四女，由七歲開始的成長，共拍了56年! 我沒有看過，相信也沒有機會，看到張導演的《十九歲》。很可惜，因爲我對女性的成長，Coming of age 的電影很有興趣（最近就看過類型的陸劇《風吹半夏》，成績尚可。）。也就是由於女人善變，給記錄片製作人，埋下了不少地雷。
我認為，《十九歲》最後不能公演，技術上，噢，先說政治上，有論者認為其中牽涉黃、藍之爭，這個我沒有內幕，衹能等候歷史的澄清。回說技術上，其一是法律問題。好萊塢除了聚集了一群漂亮的明星，一群才藝出衆的導演、技術人才，一群油腔滑調的宣傳、推廣人員，還缺不了的是鑽洞子的法律專家。他們計畫版權、明星合約、申辦各種許可證、和在攝影中演員能做不能做的規範等等。《十九歲》是「新」片種，看來有關的法律團隊，是不勝任新的挑戰了。
另一種技術，是導演和製作團隊，如何去「誘導證人」。假設我是紀錄片主角，當年我失戀會大聲哭訴此生「非卿不娶。」我不介意觀眾認爲我是有點傻的大情人。但若干年後，當我有了新女朋友，當然就不想讓這電影去公演了。十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，很多人都有今天的我打倒、嘲笑、羞愧昨天的我的經驗。女大十八變，導演如何用假大空的理由，去說服女生給電影上映，是電影學院不會教授的。而據說這套電影，還牽涉到重大社會、政治變遷的時候，學校、學生、家長的不同反應。
當然，我的人生再加多十擔八擔醬醋，依然是枯燥乏味。《十九歲 》的六位主角，是從三十名候選人中選出，出選的條件，當然是性格上要很多矛盾， 很多 twists and turns，那麼故事在日後發展起來，才有峰迴路轉的可能。不過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。矛盾女生為電影增加了多少火花我不知道，是她不讓我知道了。
我是讀新聞的，從業時是做靜態記者，但在實習的時候，做了一段時間突發記者。記得做死人、慘劇的新聞，採訪主任説最重要是拿到死者或苦主的單頭（大頭照片。）當然絕大部分的家屬都不願意合作。於是記者便出動小聰明，由「自取」，以至扮警察，扮社會工作者去騙取照片。為的是讀者有「知的權利」。幾十年過去了，至今仍然不明白為什麼「單頭」那麼重要。不道德的記者去捍衛新聞價值，那麼「盡责」的導演，應該扭盡六壬地訛騙十九歲的少女。
《十九歲》是否成功了？電影還未正式公映，已經拿到海外參展，又有香港金像獎的多項提名。電影業內，看過觀賞會的又豎起拇指大讚。對張婉婷來說肯定是成功的。至於金錢因素，扣除成本（魔鬼就在細節），利潤是供給學校建泳池用的，所以不公映對製作人的荷包相信沒有太大影響。那麼，導演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，說不公演就不公演了。
話説回來，我相信張婉婷是個浪漫的人。你看看她的懷舊電影，當年生活的艱苦，物質的缺乏，殖民主義的歧視，通通都不成問題，在她玫瑰色的濾鏡下，她看不到同期《跛豪》的慘綠社會，只看到人間有情。既然彩已經攞了，那就不必要對小師妹去得太盡了。
